长三角议事厅|长三角硬核制造与现代服务为何殊途同归

近日,长三角三省一市省级层面的制造业和服务业“十四五”规划相继发布,与以往相比,制造业与服务业融合发展的特点更加鲜明,“服务型制造”“制造服务业”“服务业衍生制造”等成为规划中的高频词,展望下一个五年,长三角无疑已经驶入了制造业与服务业“两业”融合的“快车道”。

所谓“两业”融合,就是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的深度融合发展,在具体内涵上,既包括制造业和服务业主体向对方领域的延伸,即制造业服务化和服务业制造化;也包括直接面向制造业提供服务的制造服务业(接近于生产性服务业),如面向制造业需求的金融、物流、科技、信息等。

从美、欧、日等发达国家及地区的发展历程来看,随着经济发展水平提升、产业分工细化,都呈现出制造业和服务业不断融合的特点,产业结构普遍出现“两个70%”的现象(即发达国家的服务业占到GDP的70%,生产性服务业又占服务业的70%)。因此,两业融合可以称得上是一个经济体进入工业化后期的重要标志,也是产业寻求在价值链中实现升级的必然选择。

对于中国来说,随着经济高质量发展深入推进,如何推动产业链和创新链协同提升,有效加强产业综合竞争力和安全性,从而提高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整体位势,已经成为相关各界必须下大力气思考的重大课题。近两年来,国家各部委将两业融合作为提升全国产业竞争力、全面优化经济结构、以及孕育发展新动能的重要战略举措,加大了两业融合的推进力度,相继出台《关于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发展的实施意见》、《关于进一步促进服务型制造发展的指导意见》、《关于加快推动制造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等指导文件,明确了一系列两业融合的典型模式和重点领域,对于全国开展两业融合的创新实践工作提供了重要指引和支持。

长三角区域作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核心引擎,已经率先开启、先行实践,在两业融合的发展上打下了一定基础。从中国服务型制造联盟发布的《服务型制造区域发展指数(2020)》来看,长三角地区在两业融合的探索上已经走在了全国前列,浙江、江苏、上海、安徽的综合排名分别位列全国第一、二、四、七位。

三省一市“十四五”两业融合相关内容 (作者自制)

上海:两业融合成为强化高端产业引领功能的重要支撑

上海一直是中国先进制造业发展的重镇,许多大国重器都来自上海制造,在上海着力打造的“四大功能”中,高端产业引领功能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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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集聚的一流制造业早已走上服务型制造的道路,上海汽车、装备、航空等先进制造业龙头企业不少都在拓展研发设计、品牌管理、现代供应链、检测维修等高增值服务。

当然,众所周知的事实是过去20年,上海产业结构中服务业比重快速上升、制造业比重不断下降。2020年,上海服务业增加值占全市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73%,吸收了全市绝大部分的固定资产投资和实际利用外资。

在上海服务业高度繁荣之下,“实体经济”发展面临隐忧。近年来,上海坚定落实“脱虚向实”的战略导向,在上海市“十四五”规划《纲要》中提出要“努力保持制造业占全市生产总值比重基本稳定”,亮明了大力扶持制造业发展的态度。

实际上,如果我们从两业融合的视角来看,过去十多年,尽管上海制造业承受着巨大的发展压力,甚至许多环节已经外迁,但生产性服务业却在上海大量沉淀、快速发展。

根据《上海市先进制造业发展“十四五”规划》和《上海市服务业发展“十四五”规划》,“十三五”期间,上海生产性服务业重点领域营业收入超过3万亿元,全市生产性服务业功能区单位土地面积营业收入高达319亿元/平方公里,2020年全市生产性服务业占服务业比重超63%。,接近发达国家70%的水平。

由此可见,上海推动两业融合发展的核心依然是为了支撑制造业发展,夯实高端产业引领功能。强大的金融、研发、设计、咨询、管理等服务能力,以及对标准规则等的掌控能力,是“上海服务”支撑上海及全国制造转型升级的底气所在。

正是因为“两业”融合发展,上海的制造业与服务业之间不再是非此即彼甚至此消彼长的关系,而是在向着同一个目标,殊途同归、相向而行。

例如,作为上海唯一的国家级两业融合试点区域,松江区以启迪漕河泾科技园为“两业融合”引擎,通过“研究院+孵化加速器+共享研发平台+产业基金”的模式,重点打造集聚科研、制造、专业服务的分析技术产业集群,把握住了产业融合的技术、标准关键节点。

江苏:两业融合是构建自主可控产业体系的重要一环

江苏省制造业规模居全国首位,产业集聚水平和产业链内部配套协作水平较高。2020年国内百强园区、“中国工业百强县”的名单里,来自江苏的地区都占据了约1/4的名次,是中国建设“制造强国”当之无愧的关键性省份。

近年来,江苏一直高度强调打造自主可控安全高效的现代产业体系,这一总体要求也在“十四五”规划中延续,并且成为了江苏两业融合发展的重要底层逻辑。

目前对中国产业安全发展的最直接挑战是产业链关键环节的“卡脖子”问题,许多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领域中,我们不仅缺少许多关键性的装备和仪器等硬件,也在许多重要环节缺乏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软件。

例如,在智能制造高度依赖的工业软件领域,中国制造业企业仍大量依赖美国、欧洲和日本的技术、软件和服务产品,尽管在不少领域已经形成备案,但从成本、效率和稳定性等角度来看,还存在非常大的差距。

江苏省在此方面投入了大量资源,提出加快制造技术软件化进程,开展基础软件、高端工业软件和核心嵌入式软件等产品协同攻关适配,培育工业软件创新中心,建设全国顶尖的工业软件企业集聚高地。

如江苏省科技厅发布的省重点研发计划项目指南中便明确将电子设计自动化(EDA)平台设计技术、智能机器人控制软件、高端数控机床的控制软件及系统集成技术等诸多软件能力列为需要重点攻坚的“卡脖子”环节。

又如苏州在2020年成功创建长三角唯一的国家级工业软件协同攻关平台落户,通过将相关技术企业、研究所、大学等组成产学研联合体,围绕研发设计类、生产制造类和运维服务类等关键工业软件开展协同创新攻关,并面向工业软件在汽车和航空发动机、空天推进器等领域的典型应用场景,先行搭建起产品应用验证环境与工业软件测试验证环境。

不难发现,两业融合已然成为保障产业链安全可控的必由之路。

除此之外,作为制造业强省,江苏省的各个地市也都高度重视通过两业融合发展,培育壮大产业经济的新增长点。

例如,张家港作为江苏省的国家级“两业融合”试点,构建起“区域综合性服务平台+行业专业平台+公共服务平台”的平台体系,通过智能制造赋能、公共服务赋能、专业服务赋能等结合的赋能体系,有效减少企业选择和应用各项服务的成本,得以专注主业高质量发展。

浙江:数字化改革驱动两业融合纵深推进

截至目前,浙江是长三角地区唯一针对两业融合出台了省级实施意见的区域,更是在今年上半年发布《浙江省两业融合试点创优导则(试行)》,提出要打造全国两业融合发展引领区。

就两业融合的发展情况而言,浙江同样不遑多让,《服务型制造区域发展指数(2020)》评价全国第一,在全国服务型制造示范数量中位列第二,在国家级“两业融合”试点中共斩获五席。那么,是什么让浙江的两业融合走在了全国前列,浙江的两业融合又是遵循着怎样的发展主线呢?

一方面,两业融合与浙江全力发展的数字经济在很大程度上互为表里。数字经济是两业高质量深度融合的底层支撑和催化剂,在《浙江省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发展的实施意见》提出的“五化”融合路径中,数字化被放在首位。

浙江以工业互联网平台和集成应用信息化系统为抓手,深化企业研发设计、生产销售、采购分销、物流配送等全流程全链条数字化转型,加快实现智能化生产和智慧化管理。

发展两业融合与数字经济对产业应用场景的探索需求是一致的,省发改委《关于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发展的实施意见》中列举的智能工厂、工业互联网创新应用、柔性化定制、共享生产平台等典型融合案例,同样也是数字经济应用案例,以至于浙江数字经济发展“十四五”规划中,还特别提出了服务化延伸的发展方向,可见浙江省的数字经济和两业融合战略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融合。

另一方面,两业融合与浙江块状经济的转型升级要求匹配。浏览浙江省于2020年发布的第一批省级两业融合试点名单,可以发现区别于其他地区,大部分试点都是县级市+特色产业集群,例如乐清市电工电气产业集群、龙泉市汽车空调产业集群等的融合试点,这些就是浙江典型的块状经济集群。

如果说高新技术产业是所有区域的共同追求,块状经济则是浙江特有的产业集聚形态。由于块状经济结构普遍较为传统、对全省经济就业的影响力又很大,浙江早早便开始谋划块状经济的转型升级,其中的一大抓手便是研发设计服务的赋能。

例如,早在2011年,浙江便出台《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推进特色工业设计基地建设加快块状经济转型升级的若干意见》,要求以基地建设为依托,以工业设计为重要抓手,推动制造业与服务业融合发展,为中小企业提供创新服务,推动块状经济向现代产业集群转型升级。

两业融合的实施过程中,浙江还针对块状经济的多元化特点,提出因地、因产而异的发展路径,包括在两业融合“10+X”重点领域中兼顾了轻纺工业和服务深度融合、农副产品加工和消费融合等优势特色领域,以及针对制造业发达地区、服务业发达地区、山区26县等不同区域特点分类提出指引等。

安徽:两业融合助推产业向价值链高端环节攀升

近年来,合肥、芜湖等地城市实力和知名度的提升,为安徽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和目光。但总体而言,目前安徽的发展基础仍相对薄弱、内生动力总量略显不足,如何依托长三角一体化趋势,在产业承接中升级、在升级中赶超,仍将是安徽在未来相当一段时间内发展的优势和筹码。

从这个角度看,“十四五”时期,安徽推动两业融合发展至少有两方面的考量。

一方面,大力发展两业融合是安徽承接更高水平产业转移的必然要求。在江浙沪地区制造业与服务业加速融合的背景下,对外转移的制造业也必然对生产性服务有更高水准的要求,因此安徽必须对制造和服务两手抓,促进两类产业融合互促发展。

另一方面,两业融合也为安徽赶超发展提供了新的契机。在两业融合新业态新模式大批涌现的情况下,系统集成能力、跨学科领域的新型技术应用能力、标准体系控制能力等方面能力将日益成为决定产业综合竞争力的关键因素,安徽充分吸收江浙沪现代服务发展经验,发挥合肥对智力创新要素的集聚作用,积极谋划在未来业态和商业模式的发展上实现弯道超车,构筑自身独特的发展竞争优势。

安徽已经将服务型制造提升与高端制造、智能制造、绿色制造、精品制造等并列的战略高度。在《安徽省实施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行动计划》中,将“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作为重要内容单独列出,要求打造高水平服务业集聚区,借力沪苏浙加快现代服务业集聚集群发展,并努力在服务标准和品质上持续向“上海服务”看齐。

(作者朱立奇、虞阳供职于上海中创产业创新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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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三角议事厅”专栏由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国现代城市研究中心、上海市创新基地长三角区域一体化研究中心和澎湃研究所共同发起。解读长三角一体化最新政策,提供一线调研报告,呈现务实政策建议。

本文来自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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